清华大学马克想主义学院  欧阳军喜 反差 裸

    五四前后，跟着新想想、新体裁畅通的兴起，中国的国文教学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想想界、莳植界围绕国文教学的改动张开了询查。这场询查触及国文与中学、国文与西学、国文与国运等诸多问题。政府、学校、教师、学生及社会各方面意见纷呈，没衷一是。清华在这场大询查中，不休调治国文教学的想路，在中西新旧之间穿行，最终走出了一条领略中西的新路。[1] 

一 

    清华的国文教学始于清华学堂时期。清华学堂成当场，国文课程照旧草就，高档、中等两科均设有“国文”课。“学堂”改称“学校”之后，国文类课程又有增多，高档科必修科目有修身、国文、修辞作论、通史等，中等科有修身、国文、中国历史、中国地舆等。[2]不过，那时的清华作为留好意思筹划学校，其课程竖立和训诲方法均刻意师法好意思国，以便学生毕业后能平直升入好意思国大学，是以学校和学生对国文课程都莫得予以弥散的喜爱。学生“班下自修，孜孜镇日，尽横行字。读国文者十无一焉。即就班上言之，讲西学则群侧耳以听，合手管以记，競競然或许其一字一语之或遗也。及讲国文，则教者谆谆，听者藐藐。言笑者有之，戏谑者有之，读他书而阅演义者，亦无不有之。其隐几而卧者，犹不失为勤学生也。”[3]社会上因此对清华学生的国文进度多有讥笑，对清华学校当局也多有责难，[4]改良清华国文教学的呼声由是而起。

    清华学生对于国文的蹙迫性，骨子上有很激烈的自愿。他们以为，一国的翰墨为一国命根子所系，国文兴则国兴，国文一火则国一火。1916年，闻一多曾撰文指出，“国于宇宙，必有与立，翰墨是也。翰墨者，斯文之所寄，而国粹之所凭也。希腊之兴以文，及文之衰也，而国亦随之。”[5]这种矫健与那时好多新派东谈主物的见地有很大的距离。一些趋新的东谈主士不绝以为中国所最急需者为科学，国文非所急，更有甚者，以为传统国文实有碍新想想的输入和新国民的培养，[6]国文因此常被置于次要的地位。一些外东谈主也声称中国翰墨太复杂，不利于西学的传播和普及，除非简化中国的言语和翰墨，不然中国很难信得过走上一条跨越的谈路。[7]这骨子上是将国文与西学、国文与科学立于十足对立的地位。对于科学与国文的关系，清华学生更多地看到了两者之间的重迭性和互补性。罗隆基指出，“国文者，保国者也。科学者，强国者也。有国文无科学，国存而国弱。有科学无国文，国强而国一火。重国文不重科学，中国终至本日之中国。重科学不重国文，中国非为中国之中国。”[8]陈裕祺也以为科学与国文不错交相为用，他说，“科学物也，国文为之车。车无物则无所用，物无车则奚以行。科学之用愈大，国文之用愈广，安有国文之非所急也。”[9]他并引日本广译西书致国富强为例，阐明国文与科学同样蹙迫。尽管如斯，那时大无数的清华学生对国文存有鄙视之心，对于外界对于国文进度不高之类的月旦，清华学生也都直认不讳。若何改善国文教学，晋升国文进度，就成了学生和校方共同存眷的问题。

    改善国文教学，晋升国文进度，其实自清末兴学堂以来就不休有东谈主说起。那时谈莳植者，“辄鳃鳃然虑曰，学堂中之国文，日益败北也。”[10]民国设立后，“救济国文”的呼声日渐飞扬。论者或以学校重科学而轻国文为国文雕残的主要原因，[11]或以教师“训诲不良”为重要所在，[12]因此改良国文的办法，一则让学校喜爱国文教学，二则改动国文教学方法。清华学生的辩论，大体也没能超出这个畛域。但在谈及具体的改动步调时，清华学生施展出很强的“实用主义”倾向。罗隆基的见地具有代表性。他说，“清华学生之国文，是以求物资之实用耳。唯其实用，则清华之国文，非专业的，乃平庸的。非好意思术的，乃简明的。孔子曰，辞达费力矣。苟能达情意，明事情，则千里浸浓郁，含菁咀华者，非吾学生志也。”他所说的实用的翰墨包括（甲）翻译翰墨；（乙）记叙翰墨；（丙）说理翰墨；（丁）交际翰墨。翻译翰墨之是以需要，是因为“清华学生，无论留学与否，其负先容泰西学问之牵累于中国者无疑”，而记叙翰墨、说理翰墨和交际翰墨则纯是明天做事和生涯所需。[13]至于国文教学的内容和方法，罗隆基也建议了“实用”的主张，他说，“学生之国文，主性的而非奴性的，实用的而非好意思术的。训诲者当以主性为尺度，失当以专门为尺度。当以实用为尺度，失当以好意思术为尺度。”既以实用为尺度，他主张减少一些不必要的国文课程，“至若阅书体裁史法制史之类，在本日清华，不过滥用门面之类耳，有裨益于学生，盖已寡也。”[14]

    清华国文课程的改动，骨子上自1913年周诒春长校之后就照旧运行。周诒春执行“完全东谈主格莳植”，对国文的蹙迫性也有长远的矫健。他深知清华学生留好意思后，担负着先容中国文化的牵累，因此他交接行将留好意思的同学“行箧中宜多携国文竹帛”。[15]在他担任校耐久间，清华国文课程也曾两度的改动。自1914年放学期始，中等科于原有之修身、国文、中国历史、中国地舆外，增多修辞、作文、习字、说文、体裁泉源、法制史、阅书。高档科于原有之修身、国文外，增多说文、作文、阅书，并晋升了原有课程的学时。1917年国粹课程再次改动，高档、中等两科齐去说文，高档科加体裁史、伦理学史，以讲文代替国文，其余齐仍前。[16]此外，周诒春还主张统统的教员，无论是中国的照旧外籍的，新的照旧旧的，都应该一视同仁，享受同恭候遇和权益。教师应该用中文作为教学言语，他以为这是明天学术孤苦的枢纽所在，只淌若用英语或任何其他番邦言语讲课，学生的想想就是不天然的，总像罩有一件番邦一稔似的。他饱读吹归国留学生编写中文教科书，用中文教学，以便学生能用一种中国的花样接管西学，并通过这种方法，实时把西方的学问“中土化”，从而使中国缓缓发展出一种她我方的当代学问。[17]

    尽管周诒春长校期间努力晋升国文的地位，改良国文的教学，但清华重西文轻国文的景色合座上莫得改不雅。事实上周诒春本东谈主亦然更喜爱西文的教学。“他的方针仍不过贯彻师法好意思国粹校的计谋。他的但愿是把好意思国的学校，统统这个词儿搬到清华园来。教员多半是好意思国的教员，课程是好意思国的课程，训诲法是好意思国的训诲法，椅子、凳子、黑板、粉笔，无一样不是好意思国的。”[18]他对国文的喜爱，亦然出于“实用”的磋商，即是说让学生能成为社会上“灵验的、孤苦的东谈主”。国文教学能达到让学生明晰地抒发我方的想想就不错了，写稿的艺术并不蹙迫。[19]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国文信得过受到喜爱，骨子上是不可能的。

    周诒春对国文和西文的派头，可能与他诞生圣约翰大学关连。周诒春1903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其时正是校长卜舫济在该校肆意执行“英语畅通”之时。卜舫济以为，中国要复兴，必须输入西方斯文，而要达此宗旨，必须以英语作为教学序论，因为不掌合手英语，就不可能掌合手西方想想。[20]在“英语畅通”下，圣约翰大学的国文教学受到稀零。尽管卜舫济自后也意志到对中国粹生进行国文教学的蹙迫性，并采选了好多步调来晋升中文课程教学，比如中文和英文分别评分、中文部教师和西文部的中国籍教师享受通常的待遇、中文部有我方的教职员会议等，但学生对中文的敬爱仍然不高，国文教学并莫得彰着改善。[21]圣约翰大学对周诒春的影响是很彰着的，他所遴聘的中国籍教师，险些都是圣约翰毕业生，加之他所遴聘国文教师，如汪鸾翔、戴元龄、李奎耀等，又多为学生所鄙视，这更减损了学生对国文课程的敬爱。[22]

    当清华尝试进行国文教学改动时，新体裁畅通照旧兴起。其时一些新派东谈主物主张把新体裁引进国文课堂，不但“古奥之周秦文，堂皇之两华文，……淫靡之六朝文，以及仰首伸眉之唐宋八行家文”不必选读，就是群经、诸子、《史记》、《汉书》等，“非进了大学文科专门谋划者，尚不必读”。[23]但在五四以前，清华的民俗总体上倾向保守，对口语文施展出阻挡的派头。一些学生以为“吾国体裁，若经史子等，悉为我国斯文之所寄。口语之文果盛行，则不出百年，将窝囊读旧书矣。本日持抑文就语说者，实无异自毁国粹自灭固有之斯文。”[24]直到1919年3月，裴庆彪、刘聪强几位同学受体裁改进的影响，成立口语体裁谋划会，仍然遭到《清华周刊》剪辑罗隆基、李榦、杨荫溥等东谈主的挫折，激发了一场对于口语体裁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罗隆基引林纾、胡先骕的不雅点为我方申辩，[25]杨荫溥则师法林纾写演义讥诮新体裁。[26]正因为如斯，五四以前，清华国文教学改动主要停留在教学方法层面，在内容上仍以“尊孔”为主，同期勤勉体现历代著作之变迁及各体之义法。

    五四以前清华在国文教学改动上施展出的这种不新偏旧的态度，与清华“留好意思筹划学校”的身份似乎禁锢，实则恰正是清华的“留好意思筹划”性质使学校和学生对“趋新”保持了一种警惕。因为系念太过“趋新”会让学生洋化，是以主张在校期间尽可能多地让他们接受国文莳植，“明天游好意思反差 裸，庶能卓然自强，不为外东谈主所潜移，操守有方，不为西俗所默化。”[27]也正因为如斯，清华试图在中西新旧之间寻找某种均衡，既不偏新，也不相沿，只不过这种均衡在新想潮的冲击下，很快就被冲破。

二 

    1919年的五四畅通是中国当代史上的一个转机点，亦然清华校史上的一个转机点。五四畅通明，清华校风丕变。如果说五四以前是碻守静默时期，那么五四以后就是倾向开朗时期。[28]一方面，学生自治精神日趋发达，加之受到新莳植想潮的影响，以为“学校的科罚法，有好多与当代莳植学理根柢不对的地点”，[29]于是对于校务的改良，迥殊地积极。另一方面，五四畅通以后，淳厚们但愿同学能回到课堂里、自修室里，[30]学生们也运行反省曩昔畅通的得成仇今后应取的方针，意志到五四畅通的信得过宗旨并不是收回青岛和打倒卖国贼，而是“坐窝欢叫想法子教咱们中国就富强起来”[31]，因而对于课业与救国的关系，有一些新的矫健。有同学指出，“国耻固不可一日去怀，然学业亦非可一日分虑。”[32]还有学生以为，学生畅通“治标者也、应急者也，从权者也。治标者可一而不可再，应急者可速而不可缓，从权者可暂而不可长，”因此今后“学生应悉力课程，不使元气心灵旁务也。”[33]于是国文教学问题再度成为关注的焦点。1920年上半年，清华学生会评议部组织了一个校务改良委员会，并起草了一篇改良校务谋划书，条目校方遴聘。该谋划共分八项，其中第一项即是改良中文教务。[34]

    清华国文教学之必须改良，是因为在经历前一时期的整顿之后，仍然莫得根柢的改不雅。“一班之中，上课之时，安逸听讲者，十不得一焉。课题作文，依时缴卷者，十之二三耳。上国文堂，看国晓示，半数费力。早出晚归，行为解放，习以为常。言笑自如，辩论风发，层见叠出。”[35]据时东谈主的不雅察，这种风光产生的根源，有以下四点。最初，这是一种天然的趋势。“每当国运中衰，外辱频临，东谈主民恒不深求是以至弱之故，而眩于劲敌之斯文，相率鄙其国语，弃其国文，摈其国粹，更其国俗。”其次是学校轨制的不良。学校在西文部和国文部实行不同的轨制，在西文部实行选科制和集点法（即学分制），而在国文部则实行必修制，“统统讲文、法制史、体裁史、阅书、形而上学等科，齐在必修之列，绝无弃取之余步”，况且国文部的分数与英文部的分数是孤苦的，各不关连，撤消“国文未合格而毕业而放洋者多矣，国文未满年限而将毕业而将放洋者，亦不少也”。第三是教员不尽职。这表面前两个方面。一是教员对学生条目不严，对学生在课堂上的鄙视行为加以姑息，“学生迟到，教员不问。学生早出，教员慨允。考试看书，几同公开。规则畛域，不刊之典。锻练题目，易之又易。评定等第，宽之又宽。”二是教员不懂教学法，有些教员只会“永无更变的死讲”，[36]有些教员则一堂课只讲一篇古文，“其余的时候，先生就沉默无声，实习静坐的功夫。”训诲的方法，也不过把“之”字换成“的”字，“乎”字换成“吗”字完结。[37]第四是教学内容贪污，不行引起学生的敬爱。好多内容都是学生曾反复修习过的。正如一位同学所说，“予记在小学时，悉力国文，教员曾授以左传纪事文，史记赞词，昌黎箴语，柳州小记，三苏论文。及入中学，教员所授者不过如是。及入高档，课堂所讲者又多如是。本年所讲者不过如是，来岁所讲者不过如是。此教员所讲者不过如是，彼教员所讲者不过如是。”[38]这么的课堂教学，天然不行引起学生的敬爱。如斯千般，导致学生对国文课程的鄙视和课堂上千般乱象的发生。

    上述不雅察大多出自学生本东谈主的课堂体验，因此基本上是确实的。学生们对于改良清华国文教学的建议也主淌若依据以上几方面。这些建议包括：（一）学校应该规矩放洋前的国文进度，国文进度不及者不行留好意思，以透澈打消学生鄙视国文的脸色。[39]对于留好意思前应有的国文进度，学生们也有我方的主张。施滉以为，放洋以前，国文应有以下几种进度：一是翰墨上的进度。文言口语都要会作，而且要作得通顺，不写白字。二是经学上的进度。除四书外，十三经中应当至少再懂一二经。三是史学上的进度。对中国四千余年的历史，要知其大略。民国史及清史，也应当防备。四是子学上的进度。每东谈主应当谋整齐二种或二三种子书。五是集学上的进度。应当选一二种好的看。六是字学上的进度。中国字应该写得像样。此外如中国形而上学史、社交史、体裁史、法制史等，也应当知其大约。[40]（二）改动教学内容，撤回一些不合乎的科目，减少必修科目，增多选修科目，以期引起同学的敬爱。[41]（三）挑选好的国文教员。他们以为惟有那些“深湛国粹而又确切了解当代斯文，能用科学方法去谋划去领会的东谈主”，才是合格的国文教员。[42]

    在学生的诸多建议中，一个值得夺宗旨倾向就是对口语文派头的改变。他们不再一味的摒除口语文，而是主张文言口语并行。王造时说，“咱们处在这个过渡时期，一方靠近于旧体裁不完全毁掉，一方靠近于新体裁更不行不谋划，是以训诲的方法也要两面俱到才能应付潮水。”他进而建议，古文方面，从老子到曾国藩，各时期的代表作都要涉猎。口语文方面，除了选读《红楼梦》、《水浒》、《儒林外史》、《西纪行》、《三国演义》等外，还应选读胡适的《实验主义》、钱玄同的《简省汉字笔划的提议》等著作。[43]王造时的不雅点很有代表性，那些也曾反对口语文的也运行歌颂口语文，《清华周刊》也不再摒除口语文稿件，而是“中文各期内文言口语通用以资发展新想想。”[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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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学生的建议比拟，教师更多的是关注课程内容的变革。国文教员汪鸾翔指出，国文课程的改动应该夺目以下几点。（一）口语文不妨间作，因为口语文是我国古来已有的，并不是什么新体裁，“其实仍是旧体裁完结”，但口语文“只能以为国文中的一部，不可以为国文中的全体”。（二）诗歌必须兼读，这是因为“为文必知韵语，乃得著作的全体。不然谓之通笔费力，不行谓之通文。”（三）演义宜加弃取，也即是“择其专门志者读之。”“至于西纪行与石头记二书，吾东谈主为谋划体裁起见，以余力偶一涉猎，亦未曾不可，但不必列为正课。”（四）高档科的阅书宜改为选科，“至选科之系统，约分三种。其谋划形而上学的，归形而上学系统。其谋划史学的，归史学系统。其谋划体裁的，归体裁系统。……凡选科由教员指授卤莽，自行谋划，作为剳记，呈请问员改正之。”（五）经学必不可少，这是因为，“所谓经者，不过将最佳最古的子合史，挑选几种出来，放在一边，愈加以总名，尊之曰经。”“列经学为终末之学科，使知子史集的本源，乃是最紧要的。”[45]汪氏的主张较着是有针对性的。他不歌颂周诒春长校时期那种把国文“实用化”的趋向，也不招供新体裁家将《西纪行》等口语演义列入正课的主张，更在众声喧哗中主张读经，施展出一种相沿的倾向，但同期他也不反对作口语文，响应出国文教员在新体裁冲击下的某种变化。

    学校方面，自从1920年2月严鹤寿代理校长职务后，[46]学校再度运行整顿国文教学，一面修改国文部的课程竖立，去掉那些干枯无味的内容，添加好多教师以为对于学生“当前敬爱敬爱、明天灵验”的作业。一面又恐怕学生仍然如从前一样的“视国文若赘疣”，在国文部也实行和西文部一样的集点法（即学分制），条目高档科学生要修满24个点，才能毕业。[47]是年9月，金邦正就任清华校长。在他发表的赴任演说中，有“本校以后国文一律与各科学一样防备，决不轻看”之语。[48]他延续了严鹤寿代理校耐久间所实行的集点法，同期又在课程内容和教师聘任方面加大了改动力度。课程方面，中等科“讲文”分语体文和近体文，且兼授演义诗歌。高档科另加选科。选科有形而上学史大纲、晚世社交史、周秦形而上学、宋元学案、明清学案、史学好意思术文、经学等。[49]教师方面，除根据教师长处分拨国文课程外，[50]还谋划请梁启超讲国粹、胡适讲形而上学史大纲，以期引起学生的敬爱。梁启超自后应邀到清华演讲，胡适则“因病”未能接受清华的邀请，不过他允许清华使用他编写的教材。[51]较着，金邦正的国文教学改动，会通了教师与学生、新的与旧的各方面的意见，同期，国文课程的畛域也有所扩大。

    与五四之前比拟，这一时期清华国文教学的最大变化，就在于无论是学校、教师照旧学生，都不再一味摒除口语文，而是主张口语文进国文课堂。这种变化响应的是那时的一般趋势。1920年1月，莳植部令宇宙列国民学校将一二年级国文改为语体文，随后又令凡照旧制编写的国民学校国文教科书，一、二年级的一律作废，三年级的可用至1921年夏，四年级的可用至1922年冬。即是说，1922年以后，国民学校一律改用国语。胡适称这一起高歌把中国莳植的更始至少提早了十年。[52]是以训诲口语文，已是势在必行。那时有东谈主主张，中等学校的国文教学，除体裁史教材可选用文言文外，无论是“讲读”照旧“作文”，都要“十足废止文言”。[53]与此类主张比拟，清华的作念法无疑要仁爱得多。对于旧体裁，清华并莫得立即毁掉；对于新体裁，清华也并莫得全盘禁受，统统这个词国文教学呈现出一种文、白并存，新、素交错的状态。

    自严鹤寿代理校务至金邦正长校期间，清华的国文教学改动不可谓不深入，但着力仍不彰着。个华夏因，有东谈主直指清华教员的隔离待遇轨制。那时国文部的教员在薪水、住房及教师权益各方面，均低于西文部教员。这被以为是学校“喜爱国文”闻名无实的根据。[54]国文教员的待遇低于西文教员，这天然是国文教学改动见效不权贵的原因，但不是独一的原因。与轨制层面的变革比拟，不雅念的变革其实更为蹙迫。只消仍然把国文动作“用具”，国文教学的改动就会是不透澈的。而当行家意志到“国文”不仅仅一种用具时，对国文教学的不雅念也随之改变，于是又有了第三期的改动。

三 

    1922年4月，曹云祥被任命为清华学校校长，上任后他运行了嘻是图的改造清华的谋划。他把蓝本的国文部改为国粹部，任命戴元龄为国粹部主任，并成立国粹课程委员会，[55]运行了国文教学新一轮的改动。这次改动，从课程的竖立、教材的弃取到讲课的技艺和科罚的方法，都有详确的规矩。改动后的国文课程包括：平庸翰墨选、论语、孟子、荀子、礼记、左氏春秋、诗经、楚辞、应用翰墨选、韩愈文集、欧阳修文集、庄子、韩非子、史记、周易、尚书、骈文、翰墨学、体裁史。[56]为了保证课堂纪律，“教务主任将常来中文课堂巡查以免昔日佩戴英文上课之通弊。”[57]此外，对“阅书”和“作文”两项，也作了更为严格而具体的规矩，如规矩学生作文每星期一次，如作长篇，征得许可，可两星期一次；阅书条记以两星期交一次为尺度，如作长篇，每月至少也须交一次；阅书班不得全时由学生自阅，须至少有一半时辰由教员领会，或全班询查；作文班第一月收货评定后，每班可择最优者二三东谈主，经国文教员会议通过，予以奖励等。[58]

    这次国文教学改动最大的变化，不在于具体的步调，而在于指令想想的改变，这就是完毕了从“国文”到“国粹”的滚动，从“为实用而改动国文”到“为文化而改动国文”的滚动。此前的国文改动，动机都是为了“实用”，而这次改动，则是设立在中国文化为立国之本的信念之上。曹云祥以为，由于莳植日趋欧化，本国固有的学术文化，日趋沦丧。但是，“国度精神，寄于一国之宗教形而上学文词艺术，此而眷恋，国因何立。”留学生的责任，就是要“了解与调换东西之学艺想想，挚其精英，舍其糟粕，以融冶一种新文化也。”[59]为此，他迥殊强调，改动国文教学的宗旨，就是要让学生，在较短的时辰内，“多受国粹之利益”，出国前对于中国数千年的文化，“纵不行尽窥奥旨，亦可得其大约。”[60]教务长张彭春也以为，留学的宗旨，是要为国服务，因此“广义的留学筹划，不以留学时的收货，而以归国后的收货为尺度”。这就需要“学生对于中国之是以为中国，在中国前有照实的造访，精审的磋商。”[61]国文课程恰巧不错在这方面施展作用。这种改动想路，响应到国文教学上，就是让学生既能得到本领上的西宾，“令储有在我方职务上足以应付，在社会上足以应用之用具”，又能启发学问，“俾对于国性及国情，有突出之恍悟与了解”。[62]

    强调学生搪塞“国性与国情”有突出的恍悟与了解，这是对那时社会公论的一种报告。那时社会上对留学生月旦最多的，就是“不谙国情，且易丧失国性”。[63]这种月旦虽非针对清华一校而发，但因清华地位特殊，且留好意思东谈主数繁多，故社会对清华的条目也更严更高。梁启超曾警戒清华同学说，“我但愿列位对于国粹的素养，比旁的学校的学生非常加功。列位受社会恩惠，是比别东谈主独优的。列位明天在社会上一定占势力，是眼看得见的。列位归国之后，对于中国文化有无孝敬，就是列位功罪的尺度。任你学成一位天字第一号形神毕肖的好意思国粹者，只怕于中国文化莫得若干影响。若这么便有影响，咱们把好意思国蓝眼睛的大博士抬一百几十位来便够了，又何苦列位呢。列位须要紧铭刻住你不是好意思国粹生，是中国留学生。若何才配叫中国留学生，请你我方打主意吧。”[64]胡适也针对清华学生的国文进度，强调指出，留学生若未几读点国粹书，“他们在海外既不行代表中国，归国后也莫得多大影响”。[65]这些话对清华学生的震撼是很大的。有东谈主据此建议，“清华学生，不谋划国粹，不筑一个很深的国粹根柢，实在对不住我方，对不住国度。”[66]也有东谈主意志到“清华学生无论对内对外都负有先容文化的牵累，担负这种牵累，非有丰富的国粹智识是不行的。”。[67]这标明，清华学生照旧有一种很激烈的“文化自愿”。梅汝傲把这种文化自愿称之为清华学生的新醒觉。他说，“不解本国之文化及国情而徒眩于他国之富强，遂盲将其政事法制全盘诳骗，实我国晚近沮丧之一大原因，而亦我国历史上之一大奇辱也。吾东谈主既觉往者之失察，辄必奋起直追，作砥柱作中流，挽狂澜于既倒，而防备故国之文化及国情尚焉。吾东谈主不欲为中国之首长则已，不然于本国之文化及国情非有透澈之了解不可。”[68]

因为有了这种文化上的自愿，清华学生对于本身的国文进度愈加动怒，要改良国文教学的愿望也更为激烈。[69]至于若何改良国文教学，学生的建议主要相连在以下几方面。对于课程，比较相连的意见有：松开英文课程钟点，增多中文课程钟点，实行中英文并重；中英文分数应当同样筹画，中文进度差者，应入迥殊班补习中文；各科能用中文课本者即用中文等。对于教材，学生的建议主要有：选文所选著作应有系统，毋庸零篇教材；不可尽选古文，近代文也应选读；选文宜文言口语并重等。对于教员，学生以为教员应有以下之履历：（1）有当代潮水的想想；（2）博览古学；（3）有致密的训诲法；（4）会说官话；（5）博览群籍；（6）有教学方针；（7）有教会；（8）脾气开朗；（9）脑筋明晰；（10）年事不要过老；（11）要懂新文化；（12）东谈主要和煦；（13）能保管课堂纪律；（14）能得学生信仰；（15）能引东谈主敬爱；（16）东谈主格崇高。学生们建议遴聘的教员有胡适、梁启超、陈独秀、章太炎等。此外，还有学生建议学校请国粹有谋划的东谈主演讲、中西教员对等、中文不好者不准留好意思、重办中文课堂上侵扰分子、“屏除曹慕管式国故”、“不可蹈东南复辟之覆辙”，等等。[70]

    从上述学生所提的建议来看，彼一时期清华学生受新文化畅通的影响至为彰着，他们对胡适、梁启超极表宽宥，同期摒除反对新体裁的曹慕管和东南大学的《学衡》派。但学生们对胡适、梁启超的想想与学术也并不信得过了解，[71]他们仅仅震于两位的大名，认定他们的到来不错扭转清华国文教学的窘境。[72]骨子上，胡、梁之间在国文教学方面的意见分歧很大。胡适曾为清华学生拟定了一个“最低收尾的国粹书目”，梁启超直言他不歌颂，“因为他文不对题”，他月旦胡适完全从主不雅启航，“把应念书和应备书同日而论，撤消不是个东谈主念书最低收尾，却是私东谈主及行家机关小藏书楼之最低收尾。”。[73]对于国文课堂教学，胡适主张以口语文为主，[74]梁启超则强调以文言文为主。梁启超还月旦胡适拿演义当教材的主张，以为“水浒红楼之类除了策动当体裁家的东谈主，莫得谋划之必要。”[75]当东南大学的《学衡》公开反对胡适等东谈主的新体裁畅通时，梁启超却说，“面前南北两大学，为文言口语贸易见，我以为著作但看内容，只消能达，不拘文言口语，万不可有主奴之见。”[76]看上去很中立，实则偏向东大。

    梁启超曾对清华中文主任一职很感敬爱，[77]他也屡次接受校方的邀请到清华演讲。胡适则恒久与清华保持一定的距离，屡次拒却清华的邀请，这随机与清华对峙文言作文西宾关连。[78]就清华校方的派头而言，他们虽然也但愿胡适加盟，但似乎更倾向于梁启超的主张。曹云祥长校后，即拟遴聘梁启超为讲师，训诲念书方法等，并为各教员演讲、指令，[79]随后又从“保守派”的大本营东南大学引进几位国文教员。[80]在国文课程的竖立上，校方的作念法也并未一味的趋新，而是勤勉“中西并重，以宏作育”。[81]这标明清华在国文教学上所走的是一条趋新纳旧、中西会通的谈路。

    彼一时期清华国文教学改动响应了一种与那时主流新文化派不同的文化不雅念和莳植理念。曹云祥以为，中国在输入西方文化的历程中，学者急不暇择，未能实时加以诀别和会通，因此，“吾东谈主本日所汲汲者，不在输入文化，而在将所输入之文化，若何融和，若何承受，令其有实用于国度。”[82]这就需要对新、旧文化均加以谋划，而清华应当承担起这一责任，是以他积极鼓吹在清华设立国粹谋划院，“但愿谋划院中寻出中国之魂”。[83]另一方面，曹云祥以为，清华对中国有一种特殊的义务，即“养成信得过纷乱想想东谈主才”，是以必须提倡国度莳植的不雅念，而所谓国度莳植的方针，“即吸取西方斯文，保存中华国粹，以免与社会构兵，多所隔阂。”[84]这意味着清华应该让学生在留好意思前尽可能多地接受本国文化的莳植。曹云祥说，“学生之培养，若不先在中国使受突出之高档莳植及社会之西宾，留学太久，即与社会情形隔阂，而服务着力，反为减少。”[85]是故他积极鼓吹设立大学部，悉力于将清华改办成一完全孤苦的大学。正是在这种想想指令下，清华的莳植也就缓缓地由师法而进于创造，国文课程也赢得了与西文课程同等的地位，而国粹谋划院的设立，象征着清华不防备国文的时期照旧曩昔了，清华的国文教学也由此参加了一个新的时期。

    总之，五四前后清华的国文教学凡三变。始而专重西学，继而中西并重，终乃中西领略。这种中西领略的途径最终成为清华莳植的一大特性。 

 

（原载《清华大学学报》形而上学社会科学版反差 裸，2013年第3期）